半年前到工當鋪農村上任“第一書記”的場景,楊子超至今記憶猶新:村民擁到村委會,熱情而好奇地盯著這位市裡來的年輕人。
  1988莊臣年出生的楊子超在四川省樂山市環保局生態與農村科工作,他被樂山市委組織部派到峨邊縣五渡鎮工農村擔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
  出發之前,他按照機關里的慣例,準備了3頁的發言稿,可一看那場面就不敢念了G2000,“中規中矩的發言太不適合當時的氣氛了”。
  於是他決定作口語化發言。他先自我介紹:“我來自市環保局……”還沒等他講完,人群就沸騰了:“借貸來對了!來對了!快把村道上的揚塵給治一治。”
  今年4月,按照樂山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包括楊子超在內的200名樂山市級機關和282名縣級機關的年輕公務員,被派到當鋪小涼山和烏蒙山區的貧困村擔任“第一書記”,深入基層“接地氣”。
  這項工作的背景是,近年來有大批大學畢業生通過公務員考試跨進黨政機關大門。他們從家門跨入校門,又從校門考進機關門,缺少基層工作經驗,缺乏對國情的瞭解,被稱為“三門幹部”。
  由於黨政機關錄用公務員實行“逢進必考”的政策,“三門幹部”的比例越來越高,已成為黨政機關面臨的普遍問題。中共樂山市委組織部採取多項措施進行應對。比如,市級機關的崗位一般不面向社會招考,而是從縣區、鄉鎮有基層工作經驗的公務員中遴選。樂山市規定,除了環保、衛生、地震等專業性較強的崗位,市級機關其他崗位,若是沒有基層工作經驗,“連名都報不上”。
  對那些已經招考進來的年輕公務員,樂山通過派其擔任“第一書記”的方式進行“補課”。
  樂山市畜牧局動物衛生監督所的胡秋炅被派到沐川縣沐溪鎮泥河村擔任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在此之前,這位1983年出生的女幹部,“農村生活經歷幾乎為零”。
  她先是跟著老支書鄧明文“打醬油”,實地查看村裡修路、人畜飲水工程等具體工作項目,在這個過程中,和村民建立聯繫,熟悉農村工作的方式方法。
  一切都讓她感到新鮮。一次下村前,她問鄧明文,中午吃飯怎麼辦?老支書一聽就笑了:“別擔心,跟著我走不怕沒吃的,有時候你不吃飯還走不脫呢。”胡秋炅後來才明白,農村百姓有自己的人際交往方式,“到了飯點肯定會留你吃飯,你要是不吃,村民反而會覺得你看不起他”。
  “如果沒有基層經歷,怎麼應對突發事件?怎麼做好社會管理?怎麼更好地服務群眾,滿足群眾需求?”樂山市委組織部一位負責人說。
  年輕幹部下村之後,壓力和擔心很快替代了開始時的好奇心。一位老黨員認真地對胡秋炅說:老百姓可是把市裡來的幹部當“欽差”的。
  老百姓對這位年輕人寄予了厚望,他們提出了各種各樣的願望,其中包括“消除雞瘟”。一位村民在過去的一場雞瘟中,損失一二十萬元。聽說新來的“第一書記”是學畜牧的,這位村民便來求助。
  胡秋炅很為難,禽類瘟疫只能靠平時的預防,卻無法杜絕。但她“很理解群眾的急切心情”,她能做的,就是耐心地解釋,並提高養殖戶的疾病預防觀念。
  有時候,這些市裡來的年輕人也會感到無助。多位“第一書記”提到,村民提出了修路的願望。但對於這些普通幹部來說,投資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修路工程,也是很大的難題。
  怎麼辦?“第一書記”只能和村幹部一樣,自己想辦法,包括找企業贊助,動員村民集資,爭取上級部門的項目資金等等。不管項目成沒成,一路走過來,年輕幹部們體會到了農村群眾的所需所求,也切身感受到了基層工作的艱辛。
  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由於貧困。以集資為例,楊子超就遇到了老百姓為此“扯皮”的事,“因為老百姓會考慮自己是否會受益、受益多少,簡單的平攤資金不一定能把事辦成”。楊子超的體會是:“不管啥子矛盾,關鍵是要找到一個對各方公平的平衡點,而不是簡單地在辦公室里拍腦門做決策。”
  在機關和基層的觀念碰撞中,年輕幹部們逐漸找到了做好工作的共識。關於樂山市啟動的市級機關與貧困地區的對口幫扶工作,樂山市水務局規劃建設管理科幹部、沐溪鎮龍橋村“第一書記”鄧方芳一度和龍橋村的老支書劉鳳高產生了意見分歧。
  鄧方芳認為,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對口幫扶應重在更高層次的“扶”上面,使貧困村民實現自我的發展。劉鳳高則不同意:“石磨都壓到手了,你還不幫嗎?”他認為,應該先幫助最需要幫助的那批人脫貧。
  一老一少兩位“書記”為此爭執了半天,最後形成的共識是,分情況討論:最貧困的人口先救濟,而其他的則應從長遠的發展考慮,幫助他們脫貧致富。
  正是在這樣的過程中,“第一書記”們收穫了對基層的真切認識,也增長了工作經驗。“過去我只知道樂山市區適合養殖蛋雞肉雞,假如我不到沐川的農村,我就不知道這裡更適合搞林下養殖生態雞。”胡秋炅說,“如果連這些都不知道,我還怎麼在畜牧局搞好工作呢?”  (原標題:樂山“三門幹部”掛職貧困村接地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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